中国改善道德的出路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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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时下中国的道德状态不佳，大众普遍的道德水准虽未见得是“历史上最差的时期”，至少可以说道德低下已经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品质和人生的意义。正是问题严重性而把一个社会问题变为政治问题、国家问题，比如党的每一次重要会议文件都要谈及，都要寻找治本之策。来自http://www.qdzhu.com
    中国的文明和道德水平应当是世界最高的。一方面，中华民族对道德的重视世所罕见，由大学校训佐证。中国早期建校的大学校训多强调道德，比如清华大学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东南大学是“止于至善”，苏州大学的前身东吴大学是“养天地正气，发古今完人”，北京师范大学是“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而西方大学少有强调道德者，比如哈佛大学是“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其他如耶鲁大学、西北大学、约翰霍普斯金大学，校训多为：“真理、自由、光明”，“自由之风飘荡”，“谨守大自然法则”，等等。某种意义上撤除道德的内容，中华文化几乎无法成立。因为2000年封建统治就是坚持儒家的“以德治天下”，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另一方面，中国的执政基础和力量源泉很大程度上来自道德和精神，由于有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核心价值观，有了为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从而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进而获得不竭的力量。试想，如果没有了这样的道德高度，与其他政党就没有差异，“坚持党的领导”也便失去了道德和精神支持。即使从社会精神调节力上讲，由于我们不是拥有宗教传统的国家，同时西方的职业意义和职业精神至今尚未形成，我们只能通过包含道德在内的政治来调节，为什么弘扬雷锋精神成了近两年倍受关注的国家层面的活动？原因即在于此。再一方面，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价值判断属于近道德远法治，也就是人情社会根深蒂固，大众习惯于以德标定和调节人际关系，而非提升法治观念，以法规范行为。为什么在法制基本健全的情况下，仍不敢言进入法治社会？原因同样源于对道德的信仰。有了这些，中国也便应当具有很高的道德基础和道德力量。
    既然存在道德动力，为什么又落后于人也低于从前呢？原因多且复杂。其一，旧的道德体系被打破，新的道德体系尚未形成，路径不明晰，甚至失去方向感。中国的儒家伦理道德建设走了一个漫长的形成过程，同时也走了一个不断摧毁的道路，其中三次冲击影响巨大。第一次是前后想继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后推行的社会主义新道德与“文革”的破“四旧”，第三次是改革开放30年的彻底颠覆。三次冲击惟第三次最为彻底和根本。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虽然对孔孟伦理思想产生冲击，但由于运动主要是在知识分子和学生中进行，因而影响面并不大。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文革”，来势猛烈而又触及广泛，应当说动摇了传统文化特别是孔孟思想的政治基础，但由于产生和维系孔孟伦理道德的土壤没有改变，超稳定的农业经济社会结构没有变，也就是说严格的户籍制度，把农民继续拴在土地上，这便决定了因人口板结造就的熟人社会没有变，这恰是孔孟伦理道德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基础。当然，也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比如，新中国成立之初，虽然以革命性而打破了旧文化及其伦理道德，但国家长期动乱后人心思安，更由于解放感下的感恩心理，政治氛围下的政治理想的吸引，道德不完备的缺陷暂时被政治热情掩盖起来。至于“文革”期间道德因政治而父子反目，夫妻互相揭发，基本的人伦道德不复存，整个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处于紊乱状态，但由于政治高压，反而使道德缺失不再重要和显眼。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真正而又彻底地打破了传统伦理道德，也就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逐渐进入工业社会与信息社会，人口大流动开启，熟人社会为陌生人社会所取代。社会解构必导致与传统社会相吻合的伦理道德解体。为什么今天的人们在社会公德方面产生切肤之感？源于这次冲击带有根本性和彻底性。如果需要再分析的是，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五伦道德与市场经济和自由迁徙下的六伦道德抑或陌生人道德先天不合。人口的不流动与以“忠孝悌忍善”作为关系准则规范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五伦的熟人社会，道德的力量确实强有力，毕竟违背这样的伦理道德的代价十分巨大，甚至是无法挽回的。问题是进入工业社会和市场经济后，自由迁徙导致熟人社会瓦解，处在陌生的环境中，原有的道德理念必然失效，再加上新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新道德体系又未能建立起来，这就是所谓的道德转型时期的困境。
    其二，我们道德建设的推动力量遇到挑战后未获得应对之策和突破口。新中国成立后的道德建设，最根本的力量来自政治抑或政府，这和西方由宗教和社会慈善组织的推动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虽然我们必须承认，政治抑或政府推动的道德在特定的社会状态下是合乎逻辑且有成效，但冷战结束与中国由革命党进入执政党，再加上中国社会由严密进入松散，经济结构由农业经济进入工业经济、商业经济，这种社会状态下再依靠政治和政府的力量来推进，则显得力不从心。就政治推动道德来看，其不对应逐渐显露出来，因为再高尚的政治都难以规避其功利性的一面，而道德或慈善又必须是无功利的，以功利性行为来建设道德，负面作用总会表现出来，为什么我们政府树立的道德典型很多立不住，就是因为报偿机制造就了许多典型原本就是在作秀，就是为更大的利益而来，也就是所谓的沽名钩誉。至于政府的力量本身其实也是有限的，尽管我们较西方有限政府来讲权力相对无限，但在社会逐步走向松散后，政府无来越无法达到所有时空，所有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建设道德必然是越来越力不从心。
    其三，文化上的先天不足导致国人口惠而实不至。一定意义上中国的道德属于重私德而弱公德，同时重外在而轻内在，如此下来也便导致了一种越往前走越强烈的异化。最突出的表现是道德律人不律已，乐于当道德行为的裁判员，而不是当运动员，在批评别人不道德时自己正在不道德，问题是不自觉，这样下来道德很难真正化作自觉和持久。
    怎样才能突破道德困境，实现道德重建，提升道德行为的自觉？有人试图恢复儒家伦理道德，比如学校向孩子们强力灌输“三字经”、二十四孝的新闻一再见诸报端，这些作为大有病急乱投医的味道，毕竟传统道德与现代社会已经不再吻合，甚至直接冲突，再试图从小农经济和传统社会基础上形成的伦理道德求出路，只有步入误区。那么，真正的出路在哪里，关节点在何处？笔者认为确立新政治观是核心和关键。为了更有效地说明问题，不妨先看一下西方的文明与道德为什么比我们走得远？其中有着多方面的成因，比如很早以来就是自由迁徙，形成的陌生道德，相对于我们的五伦道德，他们的是六伦道德，由于自由迁徙而不受工业文明到来的影响。再比如其道德经历了长期的建设过程，较少打破重建，也就是说虽然经历过文艺复兴的巨大影响，但属于建设而不是摧毁，尤其是文艺复兴也过去了数百年，道德与慈善文化有了长期的建构，这便满足了西方人的理念“千年的历史造就百年的世家，百年的世家成就一世的淑女”，“300年出绅士”。更带有根本性的则是其道德或慈善奠基于宗教信仰，一个基督教的原罪与赎罪就让人们执著于道德行为，这种以无功利推动无功利的逻辑关系决定了不会发生冲突。当然，其非政府组织与宗教社团、慈善组织高度发展，也为道德建设提供了支持。
    到这里，笔者一再倡导的新政治观的重要性便显现出来。因为我们要解决道德与慈善的支撑问题，必然有一个如何看待宗教信仰的问题，如果秉承马克思主义“宗教是人民的”的思想，就不可能借助宗教来改善道德，反之则需要新的政治观来解释和借助。进一步分析，以往革命理论下的道德与慈善是分阶级的，比如最早树立雷锋这个道德典型时，也是突出了其阶级性，强调“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阶级消亡的时代，甚至以“命运共同体”来评价和处理国际关系，那么博爱精神就必须注入我们的道德价值观，这也是需要我们以发展了的政治理论抑或政治观来支持的。更带有根本性的便是道德和慈善工程建设的责任由谁来承担。西方国家秉承的是“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也就是政党和政府不承担这一责任，主要责任由非政府组织和慈善组织承担。在我们这样一个大政府小社会的体制机制下，完全将责任推出去不现实，但这条路却必须走，怎么走需要新政治观的指引，也只有新政治观足以把分解权力责任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之间的关系解释清楚，中国的道德与慈善才会进入建设的快车道，甚至说才进入拐点。来自http://www.hotelqh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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