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们俄四（1）班

心远游

我和我们俄四（1）班张宗华    2012\07\05
我于1962年9月—1968年7月在北师大外语系俄语专业学习了六年时间，度过了一段令人难忘的美好时光。
1962年8月26日下午4时许，我怀揣着北师大的录取通知书走下火车，来到设在北京站广场上的北师大新生接待站。在这里我碰到了未来同班同学顾士光，然后我们一起乘校车前往学校。当校车经过天安门广场时，我心潮澎湃，激动万分。我想如果不是党的培养，我一个普通工人的儿子是不可能到祖国的首都上大学的。
后来我被分在俄一（1）班，我们班共有16个人，他们是：陈昭夏，李静真，张荣兰，刘贺云，赖镜明（以上5人为女生），顾士光，顾德宝，刘宝山，杨砚庸，方义奎，王志仁，尹振水，刘吉和，张宗华，苗敬进，智丙申（以上11人为男生）。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转出的同学有：刘贺云，顾士光，苗敬进，智丙申，赖镜明，转入的同学有：孙文博，李珣，鹿健华，林锦祥。大家来自祖国四面八方：北京，上海，重庆，芜湖，秦皇岛，兖州，连云港，营口，沁县，菏泽，为了一个共同的学习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大家尽管经历不同，爱好不一样，性格各异，但是都朝气蓬勃，积极向上，充分体现了新中国大学生的精神风貌。
由于大家的信任，我被推选为班长。我深知自己的能力有限，但是我竭尽全力为同学服务，好在大家的热情帮助和大力支持，我与他们一直相处得很融洽，以至于他们至今仍亲切地称我“大班长”或“班长同学”，这使我感到无比的欣慰。当时我们班上课在文史楼一楼，男生宿舍是西北楼403，407室，女生宿舍是中南楼209室。男女同学之间需要联系，只要在楼下呼叫“403”“407”“209”，完全不需要登门拜访，非常方便快捷。为了庆祝“三八”妇女节，给女同学祝贺节日后，我们全班在主楼西边拍了一张照片，这也许是最早的全班合影。
在四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学习的俄语专业课程有：语音，词汇，语法，口语，翻译，精读，泛读等。授课老师有：张学曾、柳绿春、杨藻镜、周春祥、刘彦、徐铁男、姜励群等。这些老师业务精湛，治学严谨，带领我们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成为我们的崇拜偶像。其中刘彦老师担任口语教学，他知识渊博，能把许多复杂的事情讲得通俗易懂，虽然满堂都是俄语，但是我们能跟上他的步伐，而且感到非常轻松愉悦。姜励群老师毕业于哈尔滨俄语学院，虽然没有去过苏联，但是却精通俄语，她曾经翻译过多部前苏联影视名著，我自己就看过她翻译的《办公室的故事》。在和别人讨论这些作品时，我曾经自豪地说：这是我们老师翻译的。
除了俄语专业课外，我们还开设了政治（中共党史，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文习作，教育学和心理学，体育课等。
当时我们正值20岁左右，是风华正茂的时节，同学们都珍惜这大好时光，努力，勤奋，刻苦地学习。每周只有周六晚上去学校操场看场电影，其余的时间都是在教室、图书馆、新一或新二教室里度过的，星期日成了名副其实的星期七。我曾经望着学校图书馆发出这样的感慨：“这么多书，我什么时候才能看完，如果能把学制从五年延长到八年该好啊！”虽然大家都很辛苦，但是并不感到劳累，这大概是精神的力量吧！
     为了配合俄语课堂教学，我们每周还放映一场前苏联原版电影，如：高尔基的《母亲》、《童年》、《我的大学》，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这不仅增强了我们的听力，而且使我们更多了解苏联的历史和现状。
     那时我们学习俄语还有一个途径，就是学习新华社编译的俄文电讯稿。当时正是中苏论战时期，其中我方重要的文章都翻译成俄文出版单行本，由外文书店发行，所以王府井外文书店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
为了培养同学们俄语的语言交际能力，系里还在定阜大街的北校小礼堂举办了一次俄语晚会。我们班演出的节目是课本剧《丹利娅》，剧情内容说的是为了宣传革命，地下工作者把印制传单用的铅字带回家，不料遭到警察的搜查，其女儿丹利娅把字藏到牛奶罐里，躲过了搜查，最后安然无恙。当时虽然只有六个同学参加演出，但是全班同学都参与了各项准备工作。连杨藻镜老师都帮我们修改剧本，周春祥老师借给我们西服。演出结束后，我们还到位于西单的欧亚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将那美好的瞬间永远定格在我们的记忆中。
我们班就像一个大家庭，十六位同学如同兄弟姐妹一样生活、学习、工作在一起，和睦相处，亲密无间。有一次李珣同学邀请我们几个人到她家做客，包饺子招待我们，这在当时凭粮票供应的情况下实属不易。饭后，她还把她姐姐和姐夫在苏联留学的照片给我们看，让我们又羡慕，又感叹，我们幻想哪一天也能像他们一样那该多好啊！
由于大家基本上来自城市工薪阶层和农民家庭，经济状况大体相当，所以班风比较淳朴。那时家里每个月只给我寄5元零用钱，除了理发，洗澡和购买日用品外就所剩无几了。刚上学时，我只有一床盖被，下面没有垫被，就用灯草席子代替。几年时间我几乎没有添置过新衣服，只是买了几尺布，请学校家属服务部大妈阿姨做了一件夹克衫，作为礼服在重要时间和场合穿，但是没有人看不起，或者说三道四。其他同学也基本和我一样，杨砚庸从学校领来救济棉裤一直穿了五年。刘吉和买了一双塑料凉鞋，被大家戏称为“小资情调”。
1963年2月5日，也就是我们入学第二年，毛主席发表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我们班立即响应争做好人好事，其中最特别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时传祥式的环卫工人掏粪。虽然每次都搞得满头大汗，全身发臭，但是我们心里却非常高兴，因为我们真正实践了“把有限的生命投身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当时的掏粪行动完全发自内心，没有一丝一毫的“作秀”的意思。
北京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又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其中有许多著名的风景名胜和文化古迹。我们每年组织一次全班同学外出游览，北海、长城、西山都曾经留下我们青春的脚步。但是说起来人们也许不相信，在六年多的时间里我自己竟然没有去过故宫和十三陵，一直到工作以后去北京出差，才了却以上心愿。
由于北京是首都，每年“十一”国庆节都要举行盛大的游行活动。游行队伍由仪仗队、首都民兵师、文艺大军、体育大军作为先导，而后是群众游行队伍。仪仗队又分为国旗，国徽，年号和标语等方队。我们班李静真曾多次参加国旗方队，而绝大多数同学则参加标语方队。每年训练大约从5月份开始，一直到9月底，而且节日前夕还要利用晚上时间到天安门广场实地排练一二次。由于训练的时间长，要求高，难度大，所以非常辛苦。但是大家克服困难，认真训练，因为行进在天安门广场上，接受毛主席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是一项无尚光荣的事情。只是在新闻记录片中很难看到自己的身影，不免有一些遗憾。
除此以外，我们还参加许多其它政治活动。我们每周都要政治学习，主要学习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五项条件，并以此来严格要求自己。我们还经常参加集会游行，支持亚非拉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但是最令人难忘的还是迎接外宾活动，每当有外国元首政要来访，我们都要到沿途经过的马路两边夹道欢迎。所以我们有幸近距离见到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如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1964年暑假，我还参加学校在张家口市沙城组织举行的军事训练。每天和解放军一起摸爬滚打，从而培养了我们的坚强意志和顽强的作风，能经得住今后人生道路上的困难和挫折，那时学会的《打靶归来》不断鼓舞我勇往直前。
在北京，我们还有机会看到许多大型体育比赛和著名文艺团体的演出。如第三届全国运动会期间，我们曾经乘公交车转三次车，到远离学校十几里路的工人体育馆看体操比赛。为了看南京军区文工团演出的《霓虹灯下的哨兵》，中国京剧团的《红灯记》，北京电影学院的《雷雨》等剧目，我们曾经头天晚上去排队买票。我们学校还邀请陈强、张平、陈怀皑等著名演员和导演来学校做报告，使我们能亲眼目睹他们的风采。当时校话剧团还排演了著名话剧《青年一代》，这个剧告诫我们年青一代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学校还组织我们到新街口电影院观看《东方红》、《革命赞歌》、《烈火中永生》、《早春二月》、《冰山上来客》等经典影片。
1962年我们入学时，三年自然灾害已经过去，经济形势逐渐好转，经过毛主席亲自批示，我们大学生每月的伙食标准也从12.5元提高到15.5元。那时由学校后勤部门把国家拨给的经费转换成饭菜票发给学生，另外学校为了培养学生自我服务能力，食堂把饭菜做好，而卖饭菜的事则由各个班级轮流值日承担。这两件事都由生活委员刘宝山负责，由于他工作认真负责，多年来没有发生任何差错。
除了学习，我们多次走向基层，深入社会，参加实践，其中时间比较长的有两次：一次是到北京郊区大兴县礼贤公社，另一次是去山西省武乡县贾豁公社。武乡是个著名的革命老根据地，当年八路军总部就设在这里。从1965年10月到1966年4月，我们班和同年级其他班级在这里参加“四清”运动，前后共五六个月时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协助工作队做些文字材料工作，工作之余，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那年春节，工作队回家过年，而我们大学生集中到公社，由辅导员张学曾带领，过了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在“三同”的过程中，我们和乡亲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以至于当我们离开贾豁时，乡亲们送我们上路，走了一程又一程，眼泪流了一遍又一遍。第二天早上，我们从县城出发，乘敞篷卡车去太原，一路上我们高唱《我们走在大路上》，时值4月，天气依然很冷，但是我们的心却是热乎乎的，晚上我们从太原转火车回北京。多年来我们在武乡传唱的一首歌经常在我耳边响起：“武乡是个好地方，青山绿水好风光，人民勤劳又勇敢，发奋图强建设家乡；革命的锣鼓响，建设的浪潮高，锣鼓响，浪潮高，武乡人民迈步向幸福的天堂!”更令我惊讶和感慨的是2009年8月，我回到了阔别43年的贾豁乡田庄村，当地的老乡们竟然能准确无误地叫出我的名字，并说出我的字体特征，多么可亲可敬的乡亲们啊！
1966年6月，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各级领导靠边站，组织系统瘫痪，学校停课。当时我们就很不理解，为什么这么多老干部都成了“走资派”，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我们青年学生竟然在资产阶级反对路线统治下生活了十七年。后来党中央提出串联，于是我和顾德宝，刘宝山,刘吉和,林锦祥一起到外地串联，说是串联其实就是游山玩水，我们游览了西安，成都，重庆，长江三峡，武汉，上海和南京，使我们大饱眼福，大开眼界。尽管旅途条件艰苦，吃的是食堂，睡的是地铺，乘的是简陋的火车和货船，但是我们的心情很好，因为在课堂上待的时间长了，总想去看看外面精彩的世界。后来回到学校，听说我们班有个别同学因为发表了对当时某些问题不同看法，而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真是为他抱不平，但是更多的是无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等待分配，这个时候我把杨沫的《青春之歌》俄译本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不久开始复课，我们学习第二外语—英语，初步掌握了英语的一些基础知识，这为我们班许多同学后来改教英语打下了基础。
1968年7月，我们终于迎来了毕业分配。由于处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们没有拍摄毕业照片，没有召开毕业典礼，没有举行毕业聚餐，甚至于没有相互道别就各奔东西了。我清楚地记得是杨砚庸送我到22路公共汽车站，并把我的行李运到广安门火车站托运。

心远游

从学校毕业以后，我先在上海教育局6315部队军垦农场劳动锻炼，1970年7月调到安徽省长丰县中学任教。1984年1月提拔担任长丰县教育局局长，党组书记。1990年1月调至合肥市教育局，前后担任督导室室主任，普教科科长，教研室主任，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社会职务有《合肥教育》主编，合肥市教育学会秘书长，合肥市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委员会主任，合肥市中招领导小组成员兼阅卷组组长。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从事什么工作，我都告诫自己要继承北师大的优良传统，认认真真做人，兢兢业业工作。如果说我为人民做了一些有益工作，那也是北师大培养的结果。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没有直接从事有关俄语专业方面的工作，但是我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因为俄语作为世界主要语言之一，它确实是很美的。俄罗斯历史上出现了许多文化巨匠和不朽的作品，他们整整影响了我们一代人，我们正是在这些作品的熏陶下不断成长进步的。我们班只有两个人毕业后从事俄语专业工作，一个是陈昭夏，在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情报室工作，任主任，曾经多次去俄罗斯访问交流；另一个是刘吉和，先在绥芬河中苏边境货物交接处工作，后去莫斯科从事国际贸易工作。

正因为我对俄语的特殊感情，所以我在退休后的第二年，即2005年8月，我和夫人林琴和踏上了俄罗斯之旅。在8天的行程中，我们游览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诸多景点，如克里姆林宫，红场，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莫斯科大学，列宁墓，冬宫，涅瓦河等等。在去俄罗斯之前，我特地买了一本《中俄文会话手册》，所以说没有多大问题，但是听却有不少障碍。给我们作翻译的是中国留学生，看着她们青春的身影和流利的俄语，既亲切又羡慕，这不就是我们当年在俄四（1）班的情景吗？原来是一辈子学习俄语，却没有到过俄罗斯，怎么也说不过去，现在总算圆了自己多年的梦想。当时和我们同行的一对上海年轻夫妻看到这种情景，不禁问我为什么对俄罗斯有这么深的感情，当他们知道了一切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么回事。

虽然毕业以后，我们班同学各奔东西，在水一方，但我仍然千方百计通过各种途径和几位同学取得了联系，有些同学还见了面，如：陈昭夏，李静真，顾士光，顾德宝，刘宝山，刘吉和，孙文博，其中最有戏剧性的是李静真和刘吉和两位同学。以前我听说李静真从齐齐哈尔调到成都，1987年我到成都开会，顺便到成都教育局人事处查寻，却无任何记载。然后我又去成都公安局口卡处查寻，这才知道她原来在成都科技大学外事处中国文化教研室工作，当我出现在他们办公室的时候，她感到非常吃惊，竟然一时没有反应过来。2005年我去俄罗斯旅游，到达莫斯科住进宾馆 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我立即给刘吉和打电话，由于第二天我们要去圣彼得堡，没有及时见面。从圣彼得堡回来我就在旅游车上通过导游不断和他联系，我们终于在宾馆前面的广场上见面，虽然过去了几十年，但是我仍然能一眼就能认出他，我们在一起谈了很久很久。

我在长丰县和合肥市工作期间，顾德宝，李静真和同年级的杨盛忠，王烈宣，费蕴莲，曹巧云都曾经到这里来看我，我和同在合肥工作的杲德林都给与热情接待，并安排他们到本地和黄山游览。当年顾德宝在山西煤矿上的学校工作，后来我通过北师大历史系同学范锦章将他调到安徽省泾县工作，这件事微不足道，但是顾德宝却一直记着这件事。

我虽然离开学校多年，但是我几乎每一二年都要利用出差北京机会，顺便回母校看看。其中有两件事特别值得一提：第一件事，我曾经到我住过的西北楼407室，坐在我以前睡过的床上，回顾一下当年的情景，以至于现在的同学不知怎么回事，等我向他说明原委后，他才恍然大悟，为我这位学长的深情所打动。

第二件事，我去看望姜励群老师，她激动不已，硬要留我吃晚饭，我们俩还特地到图书馆前面广场合影留念，那天我们聊得很晚。

2002年9月8日是我们北师大100周年华诞，我又回到母校，见到了许多老同学，但是我们俄四（1）班却只有我和陈昭夏，孙文博三个人，也许是信息不畅通原因所致吧。在校庆期间，由于杨藻镜老师的推荐，我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大会，见到了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午全年级在北太平庄饭店聚餐，晚上李庆云在北大设宴招待我们。晚饭以后我和陈昭夏一起去看望柳绿春老师。当年她教我们俄语课时刚刚从苏联留学回来，如今已经是年近七十岁的老人了。

据我所知，我们俄四（1）班同学既没有人担任高官，也没有人特别富有，但是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扎扎实实工作，默默无闻奉献，不断为共和国的大厦添砖加瓦，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也许就是俄四（1）班精神写照吧！

我们在俄四（1）班这个集体中生活学习了六年，这在人生历史的长河里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是它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让我们永远记住它吧！